文 ｜ 韩茂莉
(资料图)
编者按
在北京大学有这样一门课，从2000年到2023年，开课跨度达23年，选课人数越来越多，教室越来越大，可常常还是“一座难求”。这门课便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韩茂莉的中国历史地理通识课。
早在2015年，这门课的内容便以图书形式出版，即根据韩茂莉课堂讲义编成的《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该书印刷14次，销量超12万册。8年过去了，今年这本书再版。借此机会，韩茂莉在博雅讲坛开了线上讲座，主题是“根植在大地上的学问——历史地理”。
韩茂莉告诉读者，历史地理所构成的研究领域，展现了所有人类活动方式与空间的关系，包括农业、城市、交通、疆域变化等。可以说，通过她的讲述，我们得到了发生在大地上的种种的另一种解读。
从2015年到今天，历经8年，《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二版发行。同样是“十五讲”，内容却在原来基础之上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变化，即引入了8年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乃至于我对于历史地理在这15个主题进行的再思索。另外，和第一版相比，这版用了更通俗的文句及语言表现形式。
中国历史地理始终是这样一门学问：讲述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我们立足在大地上，都知道大地上有什么，除了我们平时看到的山水、城市与农田外，大地上还布满了人类的足迹，这些足迹从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追随这些足迹，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地理问题，这正如我的老师侯仁之先生所说的，历史地理是一门研究昨天、前天的地理的学问。换句话说，就是地理学的过去时。
至于地理学的过去时——历史地理研究和观察的问题，都与大地直接相关。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门植根在大地上的学问。这样的学问与大地、与人类活动相关，讲述的是昨天和前天人与大地建立的一种关系，这既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也是人与大地发生关联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当然，人类立足在大地上、与大地之间的交往，不仅是我们在大地上营建了城市、聚落，开辟了农田、道路，同时也是在利用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为人类自身的发展而服务。
“中国”概念的由来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谈到了“中国”这个概念。
“中国”两个字，最早是在西周初期的器物“何尊”中被发现的。与“中国”两个字相关的那句话叫作“宅兹中国”，意思是说到中国那个地方去居住。那么此时的“中国”代表着古人理念之中的中间、中部，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版图最中心所在的地带，而这个地带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
没多久，中间、中部、中国所在的这个位置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呢？古人认为这是一个宏大而华美的文化，而以此为标识的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就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从此，“中国”被视作中心、中部地区，从河南西部发展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它代表着华夏文化的核心区。
这个概念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延伸了很长时期，一直到1689年正式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当时大清帝国没有用“大清”，而是用“中国”代表我们的国家。从此，中国以主权国家代表者的姿态，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
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一词从中部、中心之地，到华夏文化的核心区，一直到17世纪中晚期，变成了我们主权国家的代表。
历史时期的中国与中原王朝直接相关，而中原王朝的疆域在大多数时期，围绕着年降雨量400mm的等值线，即胡焕庸线，在东西之间摆动。言外之意就是，在中国大多数的王朝时期，这些政权守疆保土的底线，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而是看着十分软弱的、定居的农民，及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才稳定地、永久地走出这一由降雨量所限制的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分界地带？是在大清王朝。
清朝前期，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三代帝王对西部地区的经营，从此大清王朝的版图不但从这样一条自然地理界线走向西部，而且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西两部地区。
大清王朝对于今天中国这样一个版图上的贡献，并不是中国学术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长篇巨著《草原帝国》——汉译本厚达700多页，书中最后一个段落讲到，乾隆皇帝将中国的版图推向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意味着中国从东汉时期开始，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农耕区对草原区一个最大胜利。
回顾这所有在大地上的一切，疆域变迁本身从属于政治地理。而政治地理又与我们中国东西之间自然地理的属性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因此，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两个问题合为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一个结论。而所有的结论在讨论和最终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一刻是离开了我们的大地的。
游牧民族如何“逐水草”
在年降雨量400mm的等值线以西地区的半壁河山是以畜牧业为主。畜牧业有一种生产特征叫作“逐水草而居”。
游牧民族又是如何“逐水草”呢？这在《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中专门进行了解读。其实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移动是整个生产的核心，因为所有的畜群都是牧民的财产，而大地上的草资源是这些畜群的基本食材。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不会在第二天重新长出来，必须通过移动追寻未被触动的草资源。因此，“逐水草”就变成了游牧生活中的一个核心。
“逐水草”绝对不是盲目的，其中有人与大地之间建立的一种规律。牧民会将自己的放牧地域按照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划分为四季牧场。在这四季牧场之中，冬与夏这两个牧场的环境是极端的。
冬季是寒冷的，在选择冬牧场的过程中，总的来讲，如果是高原牧场，它的位置往往向阳而靠南。如果是在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山地进行放牧，往往是山地的向阳之处、较低的地带。这些地方既可以窝风，在冬天的雪层之下又可以找到牧草。
反过来，夏季牧场往往是在背阴的、凉爽的地带，如果在山地，则是山地较高的地带，这里不但有大量的、丰富的牧草，而且由于凉爽可以避免畜群在夏季中暑或得病。春秋牧场则在两者之间的中间位置。
在季节牧场的选择过程中，是一个人与地乃至于畜群与地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当然，牧人一年的流动，不仅限于四个季节，其实他们的流动是不可数的，几乎几天之内就要转移一下放牧地点。因为牧民都是以自己的毡房为中心，向某一个方向赶着畜群进行放牧，三五天时间周围地带的草就被吃光了，于是牧民又要重新进行转场。转场的时间长短，与这片草场的自然环境优劣是有关的。
游牧民族“逐水草”的生活就是一个流动的生活，与定居的农耕民族完全不同。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即使是流动的生活，人与大地之间依然具有关联性。
发展成为城市的条件
在大地上，人与环境、人与大地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多姿多彩的。
《史记》中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司马迁告诉我们，在大地上人类居住久了，就成为一个聚落，然后发展成中等城市，再发展成一个大的都市。
我们要辨别的是，是不是所有地方的聚落，都会因为人类居住时间长而变成城市、都城？其实未必如此。事实上，城市的发展是由几方面的依托而形成的。
第一个依托，在城市的周邻地区需要有天然的物资保障，而在历史时期这就是农业社会之中的农产品。所以说聚落能否发展为城市，周邻地带或者说聚落所在的位置，须是一片农田、一个农耕区。这是这座城市在发展壮大过程之中必需的物资保证。
第二点更为重要，有可以养活自己的物资保证之后，城市汇集了许多的资源，于是它还需要有从周邻地区调集大量物资的能力和配置。
当城市的级别逐渐升高，变成了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比如说行政区之中的府州一级、省一级甚至国家的都城，它就要对周围地区发号施令，这都要利用交通道路获取全国的物资，从而向全国各地发号施令，交通道路则是辅助聚落由小变大、变成城市的一个必要条件。
地理在今天许多人眼中就是一个解读山在哪里、水在哪里的学科。其实地理孕育着一个重要的道理——这是我们人类生存立足之地。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一直到今天的信息社会，都是我们民生的基础。无论是我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所有这一切不但覆盖在大地上，而且改造着大地。
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大地通过山川、河流、资源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又在人类的改造过程之中，完成了对大地重新塑造的过程。
正因如此，在我们熟悉的这片大地上，不但落下了今日的足迹，也落下了历史的足迹。所有这一切从远古走到今天，就汇集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第二版）》，韩茂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定价：69元
《中国科学报》 (2023-08-18第3版读书)
编辑 | 赵路
排版 | 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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