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于1924年11月30日致溥仪的信中提了一个建议：“我想你最好往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对于正仓皇离开故宫的溥仪来说，这个建议有落井下石的意味，有调侃的味道，也有年长之人对一个特殊少年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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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信中也有目光如炬的审视。在12月1日增补的文字中，他说：“他随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周作人没有预见到的是，在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他竟会投日事伪，一路升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于1942年5月随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受到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隆重召见，且受赠“柱国章”一枚。
大清王朝早已不在，民国亦已走过多年，有了这些基本的历史前提，才可能有周作人的这一封信。很难想象，当清帝还是清帝的时候，一介文人敢于与皇帝这般说话？也正因为有溥仪“皇帝”身份的“失而复得”，才有了召见与授予勋章的机会。
此一时彼一时，情境竟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历史是如此吊诡，变化莫测，匪夷所思。肖伊绯的《民国学者与故宫》，以民国学者与故宫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交集为线索，为读者描摹出了鲜明微妙的历史情境与文人性情。乱世最难以言说，乱世又最可以言说最值得言说，肖伊绯挖掘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点滴。伴随着新旧思想的交锋，夹杂着新旧势力的冲突，故国新民多少事在肖伊绯的笔下蔓延开来，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短暂民国史的诸多视角。
胡适自认为自己进宫与溥仪闲聊，只是“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对于冯玉祥兵占故宫驱逐溥仪的做法，胡适愤愤不平，他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信中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
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且不说信中还提到的保存清宫故物，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之建议。但是“信义”与“条约”这两个词汇，又是当时多少人能够接受的呢？此信一经发表于《晨报》后，一时舆论大哗，对胡适的口诛笔伐接踵而至。试想一下，如果我是彼时的升斗小民，大概也会是加入对胡适口诛笔伐的行列中。
时至今日，当我们敬服于胡适对于“信义”与“条约”的坚守时，不难发现彼时新旧思想的冲突何其尖锐，更不难发现现代文明的精神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何其缺乏。
如果说，胡适与周作人眼中的故宫主要停留于皇宫的话，那么沈兼士生命中的故宫，则是文献故宫、档案故宫，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首先，他将故宫巨量的各种“废纸堆”重整为“学术富矿”，使同时代的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人深深受益。其次，保护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不致被清室盗卖给日本书商。最后，在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教育部平津特派员，接收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诸多日伪教育文化机关，仅三个月就接收完毕。1947年8月2日，沈兼士在北平去世，享年60。在故宫上殚精竭虑的付出，是积劳成疾以致突发脑溢血的原因之一。
陈垣撰写《〈元典章〉校补释例》《明季滇黔佛教考》等著作，无不依托于故宫一次又一次的绝无仅有的史料支撑。他在《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中，提出了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其一，分类；其二，分年；其三，分部；其四，分省；其五，分人；其六，分事；其七，摘由；其八，编目。这八种步骤，“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条分缕析，其核心则是如何更方便读者使用”。
蔡元培为故宫文物南迁，积极奔走，连任故宫博物院三任理事长；梁思成依靠故宫进行修缮、测绘、研究、著述，取得了累累硕果；马衡由代理院长到正式就任院长，十四年光阴始终与故宫同呼吸、共命运。当我们今日拥有故宫的一切所带来的历史财富与文化财富时，我们不得不铭感于这些民国学者们，在动荡不安的乱世里，为保存故宫文物所付出的一切心血。
随着清帝的逊位，故宫由皇帝所居住的皇宫，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故宫博物院，后来又变成民众可以参观的旅游胜地，这是时代变迁的自然结果。被参观、研究后的故宫，“为我全民族所公有，而非满族所得私”。这是学者之福，也是百姓之福。“万卷史料，也就此涓涓汇入学海”，在史料中如鱼得水的学者们，结成了累累学术硕果，不也惠及了天下百姓吗？百姓因故宫开放，因学者著述而更进一步清晰明了地了解历史，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这正是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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