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各出版单位推出的重要内容板块之一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图书。
到各个展区转一转，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内容板块的图书往往与各地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特色鲜明。
在辽宁展区，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关的《清朝前史》《八旗文献集成》等图书都非常引人注目。辽海出版社还带来了新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上、下两卷本）进行重点推介。
(相关资料图)
在书博会现场，辽海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柳青松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自2018年策划立项，其间多次研讨，经历了结构调整、内容修改以及装帧设计数次更易的过程。“学术界认为，这本书具有广阔的全球史观，强调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造性，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致力于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轨迹，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本新书让我很感兴趣。在我的印象中，此前还没有专门从“传承”这个角度观察和研究传统文化发展的史学著作。正巧，该书的作者武斌也来到书博会。这也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探寻他所理解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含义。他所叙述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里面，到底蕴含着一种怎样的内在逻辑，或者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运行机制？
武斌曾担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务，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著作主要包括《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等。
谈到自己的新著《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武斌说，这本书是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了“中华传统文化何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何以生生不息？
他认为，这首先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强大生命力。武斌说：“这种生命力源于它本身的文化生命基因，源于这种文化基因与所处的社会生活相契合。”
我们身上都流淌着这种基因，所以理解起这一点来比较容易。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发展起来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农业是中国人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比如民间礼俗、价值取向、文化理想，甚至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技术发明，都是与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契合的。所以，它获得了茁壮成长的沃土，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
武斌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它的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他引用许倬云在《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这句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机制是怎样的？
武斌认为，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持续传承的自觉性，具有完备的传承机制，“《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着重论述了这些传承机制。”
他说，比如教育，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最初的教育形式，从商周时代开始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官办教育制度和机构。之后历代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并且逐渐完善，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体系和以私学、书院为主的民间教育体系。
“所谓文化传承，就是把先前的文化成果一代代传播下去，而教育体系就是这样的制度保障。”武斌表示，“不仅如此，在教育的内容上，也是一以贯之，即从汉代开始，就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只不过根据时代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能够经历两千多年而代代相传的原因。”
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怎样创新前行的？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描述。创新，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有一脉相承的一面，也有不断推陈出新的另一面。可以说，正是因为强大的创新能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创新，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化成果的继承、超越和发展，还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的开放性。
武斌表示，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在某些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有的时候，这种冲击是很强烈的。近代以前，有两次十分严峻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边疆的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摧残和破坏。另一次是宋末蒙古人南下，对中原汉族文化又是一次大的破坏。但是，在这两次大的冲击面前，中华传统文化都经受住了考验，并且很快就得到恢复，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举例来说，这些异族建立的政权，在局势稳定之后，都很快恢复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并且仍然以儒学为主要的教育内容。这样的教育活动不仅是面对汉族人士，而且也面对他们本族的子弟。这就使得儒学教育乃至儒家思想文化能够持续地传承下去，而未曾中断。”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很值得赞赏之处在于，开宗明义就对“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了详细论述和阐释。作者的这些基本观点是否准确、全面，从学术角度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对这些概念的厘清，使全书做到纲举目张，执本末从。
武斌表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原因，有一些前辈学者，比如钱穆先生等人，都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因素上作过比较充分的分析。除了外部客观因素外，还应该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内部的、主观的因素。他说：“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其传承的自觉意识，也具有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这些机制是有效的和成功的。”而这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所详细讨论的。
在武斌看来，传统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从“过去”流向“现在”并将流向“未来”的一个过程，一条文化生命之流。它是动态的、发展的、可变的，它是向“现在”和“未来”开放着的。当前建构现代中华文化的任务，就是要开拓出“传统”的现代走向，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承续。
他还特别提示，要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同构性特点，在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塑造着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作为“小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同样发挥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在教育层面和传统文化层面，而且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日常的风俗、礼俗之中。它们和主流文化精神一起，构筑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一道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生命力。
在书博会上，停下来翻一翻这些书，恍然如同走过一场“寻根”的文化之旅。其实，无论有没有意识到，你同时也正行进在那条流向“未来”的文化之河中。（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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